奥利维亚·纳萨蒂尔，20岁，加州奥克斯纳德

专业:心理学;历史
未成年:法律与社会正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潜在陪审员如何评价法医证据的准确性。第二个目的是确定哪些心理社会因素(如果有的话)可以预测潜在陪审员对法医证据的看法。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利用在线研究平台Mechanical Turk在全美招募了235名参与者。只有那些有资格担任陪审员的人才能参加(至少18岁，并且是美国公民)。每个参与者回应一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问题问如何率特定类型的法医证据的准确性,两个问题对他们的信任在科学和信任警察,相信科学的规模(&托莱多Newheiser,法瑞斯·卡赫纳出版,2013年),警察认知量表(纳达尔&大卫杜夫,2015),Very Short Authoritarianism Scale (Bizumic & Duckitt, 2018)，一个关于他们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关于人口特征的问题。

我发现，作为一个群体，潜在的陪审员认为DNA证据是最准确的证据类型(87.1%的准确)。评分最低的证据是旁观者的目击证词(准确率为52.7%)。根据准确性从高到低的顺序，陪审员对证据的评价如下:DNA证据、录像监视、指纹证据、头发和纤维证据、酒精和毒品测试、嫌疑人供词、警察目击证人证词、受害者目击证人证词、测谎仪测试和旁观者目击证人证词。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一个人对科学的信仰、对警察的看法、独裁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并不能预测潜在的陪审员如何评价法医证据的准确性。然而，我的数据分析确实揭示了数据中的其他模式。在我的陈述中，我将讨论陪审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他们对特定量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